
1948年8月,上海塘沽路市参议会大礼堂内,一场特殊的审判正在进行。被告席上的冈村宁次,他是日本侵华头目,双手沾满中国人的鲜血。可在辩护席上站着的,却是一个中国人——江一平。

旁听席上挤满了闻讯赶来的市民,众人都想看看这个推行"三光政策"的侵华日军总司令,将如何被绳之以法。可没人想到,为冈村宁次辩护的,是一个曾经为爱国学生仗义执言的中国律师。
1898年,江一平生于浙江杭州余杭镇,出身律师家庭,学识渊博,是法律专业高材生,毕业后,他在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登记执业,正式成为一名律师。
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,大批爱国学生和工人被捕,许多律师避之不及,江一平能主动站出来,为被捕学生提供免费法律援助,在法庭上慷慨陈词,痛斥帝国主义暴行,名声由此渐起。
抗战爆发后,随着日军的侵略 ,上海也沦陷了,江一平联络社会各界组建难民协会,救济逃难至租界的难民。汪伪政权曾邀请江一平当伪司法部长,这是一高官,他断然拒绝,不当汉奸走狗,积极为抗战奔走。

身为当时少有的知识分子,江一平是大家心目中的正义化身,如果没有后来为冈村宁次辩护这一事,履历没得挑,也就没有后面的事了。

1945年8月,随着日本宣布投降,冈村宁次作为侵华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,在南京递交投降书。按照国际惯例,他应该被送上审判席,为战争罪行付出代价,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也多次要求将他引渡东京受审。
可国民政府另有盘算,冈村宁次熟悉中国战场,能够提供军事情报,甚至可以在国共内战中发挥作用,在老蒋的授意下被软禁在南京,审判迟迟未进行。
配资界官网直到1948年,国内外压力越来越大,国民政府才决定走个过场,审判冈村宁次。同年3月,江一平接受委托,成为冈村宁次辩护的辩护律师,一时间议论纷纷。
首次公审开庭时,审判长石美瑜坐在审判席上,检察官宣读起诉书,一桩桩血债,一条条罪状,听得旁听席上的民众义愤填膺,轮到辩护律师发言时,江一平站了起来,张口说出让所有人震惊的话。
江一平准备好了辩护词,列举冈村宁次在华北"打击投机商人、稳定市场、向农民提供棉布"等事例,称其未参与屠杀,只是执行军令……

听了江一平的辩护词,旁听席上一片哗然,有人忍不住喊出声来:"汉奸!"法官拼命敲法槌,维持秩序。
首次公审没有当场判决,法庭想拖延时间,称要等待东京国际法庭审判甲级战犯的结果,以便参照,这一等就是五个多月。
1949年1月26日,法庭被迫再次开庭,这次审判极为冷清,只邀请20余名记者旁听。石美瑜神色黯然地走进法庭,拿出淞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的手谕,写着:冈村宁次负责遣返战俘有功,应宣告无罪。
既然老蒋和国民党高层已经决定的事情,法官只能照做,当天下午,冈村宁次被宣判无罪释放。消息一出,举国哗然,那个杀害无数中国人的战犯头子,居然无罪释放,真是岂有此理。
一时间,曾为冈村宁次辩护的江一平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,骂声一片,名声彻底臭了,在律师界内抬不起头。江家是知识分子家庭,注重风骨和面子,江父得知儿子干出这种事后,与他断绝关系,妻子也选择离婚,江一平的事业和家庭受到沉痛打击。

1949年,国民政府败退台湾,江一平也去了,迁台初期,曾担任立法委员会委员,没什么起色,被人渐渐遗忘,曾经的大律师,后来靠着接小案子勉强维持生计,生活大不如从前。
1961年,“补刀”的事情又来了,冈村宁次专程赴台湾拜访江一平,表达谢意,两个人身份特殊,一个是逃脱审判的侵华战犯,一个是为他辩护的中国律师,这次会面经曝光后,再次引发舆论风暴,江一平被推到风口浪尖。
晚年,江一平肺病缠身,妻女不在身边,无人照顾,住在台北一间破旧的出租屋里,靠微薄的收入勉强度日,于1971年10月15日在台北租住处病逝,终年73岁。江一平的葬礼,没有亲友送别,没有同行悼念,走得很安静。
虽说江一平是被指派给冈村宁次做辩护,可他身为律师,知晓辩护人是侵华战犯的情况下,完全可以拒绝的,此举伤害了全国同胞的感情,对他产生恨意自然在情理之中了。

曾经的江一平也是一名爱国青年,为正义发声妖股,可后来为名利折腰,替战犯开脱,晚年众叛亲离,孤独死去。一名律师可以精通法律条文,可如果失去做人的底线,法律技术再高超,也救不了堕落的灵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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